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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迅雷 陈兴:疫后时代,如何看待全球通胀形势

作者: 数字化观察网 发布时间: 2021年05月04日 11:47:22

伴随着经济的复苏步伐,人们对于通胀上行的预期逐渐得到增强,基础原材料类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,这无疑会引发全球通胀风险的升温

文/李迅雷 陈兴

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,给全球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冲击,除中国外的主要经济体,经济增速普遍负增长。而在疫情影响逐渐消退的2021年,全球经济又将重启复苏,从本次由《财经智库》发起的“2021全球经济信心指数”问卷结果也能看出,多数受访者认为,不论是全球经济增长、贸易增长还是跨境投资增速今年都将有所加快,主要经济体较去年也都会有更好的表现。

而进入疫后时代,伴随着经济的复苏步伐,人们对于通胀上行的预期逐渐得到增强,本次问卷的受访者多数认为,今年基础原材料类的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将出现一定幅度的上涨,这无疑会引发全球通胀风险的升温。

今年全球通胀究竟会达到多高?事实上,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认定的“通胀”水平,不管官方公布的PPI、CPI或PCE数据如何变化,都很难改变人们对通胀的看法。

这背后的实质在于,全球为了应对疫情冲击都在实施“货币大放水”。从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来看,2020年美联储总资产由2019年末的4.2万亿美元飙升至7.4万亿美元,增幅高达76.8%,同期美国货币供应量(M2)增长25.4%,创下历史新高。2020年欧元区和日本货币供应量(M2)增速分别录得11.7%和9.1%,也均处于历史上偏高的水平。货币泛滥的结果必然引发人们对于通胀的恐慌。

然而,所处的收入阶层不同,对于通胀的切身感受很可能也是完全不同,“分层”特征决定了讨论通胀问题时很难笼统地一概而论。早在2010年,我们就提出把CPI作为平民通胀指数,把股价指数作为中产通胀指数,而把豪宅当作富人通胀指数。这实际上意在表达,实体经济通胀与资本市场通胀预期,是截然不同的“两个世界”。本文将分别从这两个维度来探讨全球的通胀形势,进而分析可能出台的政策应对。

实体经济通胀整体可控

历数近20年以来我国的高通胀,我们发现,2012年-2013年是一道比较明显的分水岭。在2012年之前,我国先后在2004年、2007年-2008年和2011年经历了三轮显著的高通胀时期,这三个时期CPI同比增速都曾达到过5%以上,而与之相伴随的是,PPI增速在同期也都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涨幅。但是在2012年-2013年之后,我国的高通胀开始步入“结构化”时代,高通胀时期CPI增速和PPI增速之间的联动性下降。

比如在2016年底至2017年,由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影响,以钢铁行业为代表的上游产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收缩。2016年我国粗钢生产能力从2015年的11.3亿吨左右下滑至10.7亿吨,一年内收缩幅度超过5000万吨,也是近年内产能下滑幅度最大的年份。产能收缩带来工业品价格的大幅上涨,PPI同比增速一度突破7%,但当时CPI增速并不算高,2017年1月最高点时也仅刚刚超过2.5%。

再比如在2019年底至2020年初,由于猪周期和疫情等因素的影响,CPI同比增速大幅攀升,在2020年1月最高录得5.4%,但这一轮CPI增速的上涨主要是受食品价格变化的带动。与此同时,和非食品价格相关性较大的PPI同比增速持续低迷,大部分时间处在负增长区间,CPI增速和PPI增速走势再度出现分化。

究其原因,从根本上来看还是需求环境发生了变化。2012年我国实际GDP增速降至8%以下,其后增长速度一直稳中趋缓,再没有回到过2012年的水平。在需求整体趋弱的背景下,诚然供给端的变化会不时地引发高通胀的压力,但很难表现为全面而普遍的价格上行,进而使得2012年-2013年以后的高通胀呈现出结构性的特点。可作为印证的是,我国核心CPI同比增速自2013年有统计以来,一直没有达到过3%。

这一次应该也不例外,由于全球原材料类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,给我国带来的通胀压力,事实上也是结构性的,表现为年内PPI增速的快速回升,但CPI增速或将波澜不惊。一方面,去年同期CPI增速的读数较高,2020年前四个月我国CPI的同比增速都在3%以上,高基数效应将压制今年CPI增速的走高;另一方面,受到猪周期因素的影响,年内我国生猪供给预计较为充裕。一般来说,能繁母猪存栏变化领先猪价10个-12个月,根据能繁母猪存栏的数据来看,2021年下半年我国的猪肉供给相比于2020年同期要高出20%-30%左右,这意味着猪价在今年存在着下行压力,而猪价是影响国内CPI增速走势至关重要的变量,猪价的走低将会对CPI增速构成显著拖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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